前阵，我和孩子们在网上做了些类似智商测试的题目。出乎意料的是，对妹妹来说这些题目似乎特别简单，她答题迅速，正确率非常高。考虑到她以前的一些表现，比如学习态度不积极但成绩出色，不爱说话但写作能力全年级数一数二，这其中的矛盾令人费解。我们咨询了学校的心理医生考虑进行阿斯伯格综合症的测试，我的朋友也建议我们给她做一个IQ智商测试。
但我对于IQ测试一直持保留态度。我们这次只是随意做了些题目，没有进行正式的评分。一方面，我对网络上IQ测试的准确性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我也不愿意让孩子知道了自己的智商分数后产生某种心理暗示。如果分数没有预期高，会不会让她对自己失去信心，认为自己不够聪明？如果分数很高，又会不会让她放松努力？
作为一个喜欢深入研究的人，我很想彻底了解IQ测试的方方面面。IQ测试真的有价值吗？它能预测生活中的哪些方面？它对一个人的一生有什么影响？它的历史又是怎样的？那些声名显赫的高智商俱乐部，比如Mensa，又是怎样的存在？
这一深入挖掘，发现了让我震惊的真相……
IQ测试真正成型是在1904年，当时，英国心理学家查尔斯·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研究学生在不同科目的成绩，试图找到这些科目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
他发现，在一个科目中表现好的学生，倾向于在所有科目中都表现良好，因而提出，每个人都有一定程度的“G因子”，即一般智力，认为这种相对固定的智力反应了学习新知识的速度、认知模式、以及批判性思维，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学生们在各个科目上的成绩会呈现出一定的关联性。
但关联并非绝对，个人兴趣、老师的教学、以及努力程度等因素会造成一定影响，斯皮尔曼将这些潜在的变量误差称为“S因子”。
基于此，他构想出一种衡量“固有智力”的方法，目的是通过一系列多样化的题目来削弱S因子的影响，以尽可能真实地反映一个人的客观智力水平，这就是智商测试。他的深层目标，是为了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中识别出具有高智商的孩子，并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
不久之后，世界上第一个IQ测试——“贝奈-西蒙测试”在法国问世，并很快被引入到斯坦福，成为了接下来几十年里美国最为广泛使用的智商测试工具。IQ测试通过评估个体在记忆力、语言能力、空间能力和数字技能等多个心理能力方面的表现来测量G因子。
为了实现评分的标准化，该测试在广泛的人群中进行，其结果以100为平均值，15为标准差来呈现。例如，一个智商为105的高中毕业生，其得分就比平均值高出三分之一的标准差。
这一测量方式一直沿用至今，68%的人群的IQ分数位于85到115之间，这意味着115分的得分高于84%的人口。
如今，IQ测试的最高分是平均值四个标准差，即160分；最低分则是40分。一旦超出这个范围，测试的准确性就会受到影响，因此那些自称190分或250分的IQ值是虚构的。
实际上，只有大约2%的人口的IQ分数超过130或低于70。
心理学家们普遍认同，智力的核心——G因子，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属性，意味着一个人的智力水平在其一生中几乎不会有太大变化。因此，他们认为，通过一两个小时的测试，围绕数字、图形和词汇的问题，竟能预测出一个人生活中的诸多可能，这无疑让很多人感到惊讶。
首先，智商越高，大脑容量很可能越大。2005年的一项大型分析显示，智商与大脑尺寸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3。
智商还能预测学术成就。2007年，苏格兰精神病学家伊恩·迪里对上万名11岁儿童的智商进行了测量，五年后，迪里将他们的国家中学考试成绩与智商进行了对比，发现二者之间的相关性高达0.8。这一极高的相关系数表明，孩子们入学时的智商测试成绩能够预测他们毕业时的表现，甚至能预测他们在学术上能走多远。
智商同样能够预测工作表现，尤其是在复杂性高的职业中。例如，在军事训练中，智商低于80的人将不被美国军队接受，而且智商在81到92之间的新兵数量被限制在20%以内。在越南战争期间，为了扩充兵源，美军曾放宽这一标准，却发现低于门槛的新兵在训练中失败的可能性是正常标准的1.5到3倍，需要进行3到9倍的补救训练。最终，这种做法增加的压力和成本使得军队在没有这些额外新兵的情况下运转得更加高效。因此，军队重新恢复了征兵标准。
另外，智商还能预测健康和长寿。在一项研究中，科学家在65年后追踪找到了当时参加智商测试的11岁儿童，发现平均而言，IQ测试每增加15分，到达76岁仍然存活的可能性增加了27%。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智商与收入之间的相关性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高。一项大型的样本研究显示，智商与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仅为0.21，这意味着智商仅能解释4.4%的收入差异，而且研究中收入最高的前三名的智商都不足100分。这表明，从经济角度看，获得高收入的行业并不一定需要最高的智力水平。同时，许多智商得分很高的人对积累财富并不感兴趣。
在其诞生之后，IQ测试便陷入了一段引发偏见的黑暗历程。起初，在法国，"贝奈-西蒙测试"旨在帮助成绩不佳的学生。但是，当这一概念传到美国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像斯皮尔曼这样的研究者坚持认为，G因子是固定不变的，人们一生的智力水平在出生时就已经确定。
许多人相信，智力是遗传的。例如，对11岁儿童进行的测试，以及他们90岁时进行的同样测试之间，80年的时间里分数的相关性为0.6，这似乎表明智商具有遗传性，是不可改变的。
于是，IQ测试成为了优生学的一项证据。优生学家试图阻止那些具有不良遗传特征的人繁衍后代，许多州通过了法律，允许对IQ测试分数未达到某一阈值的人进行强制绝育，这种做法甚至在1917年被美国最高法院认定为合法。结果是，超过6万人因这些法律被强制绝育。
更为黑暗的是，这些措施为纳粹德国提供了一个范例。希特勒本人声称，他受到了优生学的启发。
此外，IQ测试还被误用来推动关于种族差异的观念。比如，观察到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平均IQ存在差异，还有关于世界各国IQ平均值的研究被发表。这样的结论助长了种族歧视。
再例如，犹太人为世界贡献了许多天才，他们的平均智商大约在110-115之间，比平均值高出近一个标准差。
然而，如今的科学家们重新认识到，这些数据有着误解。
事实上，IQ并非完全固定不变。教育可以提高IQ，而且整个人口的平均IQ在过去100年以稳定的速度增长。因此，不同种族和国家之间的智商差异，可能是发展阶段、饮食营养和文化教育影响的结果。
就像身高一样，尽管对个人而言，身高可能一生中相对恒定，但对一个群体而言，其平均身高会随着时间和外部条件，如饮食，而变化。如今，世界上最高的荷兰人，在160年前却是欧洲最矮小的。
而且，通过训练和辅导进行IQ测试，可以将分数提高多达八分，尤其是在数学部分。
IQ测试，这个话题在心理学界乃至公众中引发了复杂的情感反响，爱与恨交织。
由于其背后复杂且黑暗的历史，许多人对IQ测试持批评态度，认为它已经失去了有效性，甚至被视为种族偏见的产物。
然而，也有诸多心理学家站出来为IQ测试的重要性发声，强调不能因为它可能引发的种族争议就忽略智商的价值。智商差异是不可忽视的现实，是理解一个人能力的重要窗口。
比如，哈佛大学教授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指出，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智商研究已成为心理学中的一个成熟领域。制定IQ测试的心理学家们是最早采用统计技术的群体，已成为心理学家验证和测试假设的标准工具。他强调：“如果我们否定IQ研究，那么心理学的其他所有分支的结论都可以被抛弃了。因为IQ研究以比几乎任何其他心理学研究都要更严格和精确的方式定义了智力，并在一定程度上能预测一个人的生活轨迹。”
乔丹·彼得森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人在拥有超过95%人口财富的家庭出生，与一个人出生时智商高于95%的人口，到了40岁时，哪种情况下的人发展得更好？”他的答案是后者。
IQ的影响深远，不容忽视。彼得森还提到：“在人工智能时代，智商最高的人群正在推动技术的边界，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他们与普通人之间的差距。智商在很大程度上关乎思考和反应的速度，而在快速变化的人工智能领域，高智商的人群更容易取得先机。”
比如，根据DgFresh的数据， OpenAI的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的智商估计为170。这意味着他的智力水平超过了99.9998%的人口。
彼得森说：“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在现代社会中，智商低于85的人几乎无法胜任任何工作，而这部分人口占比达到了15%，我们真的可以选择视而不见吗？这是一个影响广泛的社会问题。”
我的观点是什么？我目前倾向于不立即为孩子进行IQ测试，主要原因是担心这可能会对她们产生不利的心理影响。况且，IQ测试并不能完全预测一个人未来的发展轨迹。
IQ测试可能会促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尤其是当我们或他人因测试结果而改变对孩子的态度和期待时。若孩子被告知拥有高智商，可能因而获得更多关注和较高期望，这样的待遇可能会正面或负面地影响他们的行为和表现；反之，若被认为智商比预期的低，孩子可能会接受较低的期望，从而限制自己的潜能。因此，我们应该小心对待智商测试，关注点应放在无论测试结果如何，都要培养孩子的个人优势和兴趣上。营造一个支持和鼓励的环境，可以有效减少自我实现预言的风险。
当然，对于那些真正高智商的天才儿童，接受IQ测试从而能够获得更匹配的教育，无疑是有益的。
需要明确的是，IQ并不等同于智慧。更高的智商也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更优秀。将IQ视为衡量个人价值的标准或作为偏见的工具，是彻头彻尾的错误。如史蒂芬·霍金所言：“吹嘘自己IQ的人都是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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